古庙 (第2/2页)
曹国公李景隆对待明成祖的态度前后不一。建文帝即位后不久，延续了明太祖对李景隆的恩宠，不仅“加秩禄有差”⑦，还曾亲笔写下“体尔祖祢，忠孝不忘”相赐⑧。而李景隆也曾在削藩运动中为建文帝立下过汗马功劳，并在靖难之役中统兵出征。但是由于李景隆指挥不当，建文军接连失利，导致燕兵步步逼近。朝野对他的指责也不绝于耳，方孝孺、齐泰甚至要求建文帝诛之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李景隆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并在燕军兵临城下之际开门投降⑨。
李景隆虽在最后时刻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长期与明成祖对抗，并与方孝孺来往密切，甚至出任建文军主帅都很可能是方孝孺的推荐。如果明成祖真想要对他进行打压的话，不仅合乎情理，且易如反掌。但是，刚刚明成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对李景隆加官进爵，“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并委任他处理一些实际政务，如会同大理寺、兵部尚书茹瑺等商讨大理寺所设官员及治事繁简①;与礼部官员等校议靖江府辅国将军品级、礼仪等②。
而李景隆在这一时期也颇为主动:“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时曹国公李景隆数言其过，上虽不信，而济熺闻之内怀忧畏，故慰安之。景隆，昭德王济熿妃父云。”③对永乐帝的用人政策发表议论，“臣等先奉诏书，以建文中升调授官，悉仍见职不动。今奉圣旨，臣等再议，得洪武中有犯党逆并黔剌，而为建文所举用者，俱罢职发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为奸臣齐、黄等荐举任用者，俱发为民。”④此外还举荐山东抚民主簿周观政为江西按察佥事，前海盐典史国用为山东按察佥事⑤。
由此可知，李景隆不仅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人事安排，还干预外藩事宜，并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政权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正常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与李景隆的特殊身份有关。李景隆既是开国功臣家族重要成员，又是明太祖的皇亲，早在洪武晚期就已经承担重任，可以说直接代表了明太祖的权威。得到李景隆的支持无疑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能体现这种合法性的行为，莫过于让李景隆任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监修。明朝历代实录的监修官都是勋戚，负责政治把关，但从总体上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⑥。而重修《明太祖实录》乃是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而让李景隆担当此任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李景隆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明成祖即位后“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⑦根据语境，这里的“诸功臣”指的应该是靖难功臣集团。他们的不满，固然有嫉妒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李景隆毕竟曾经是建文朝的重臣，如果肯定了他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又该如何评价靖难之役本身?换言之，只要李景隆在朝，建文朝就会阴影不散，这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将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明成祖与李景隆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可能持续下去。果然，在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李景隆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等劾奏其“包藏祸心，不守臣节，隐匿亡命”⑧;后是左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蹇义及文武百官劾奏李景隆及其弟“增枝阴养逋逃蒋阿演辈，谋为不轨”⑨;再有六科都给事中张信等劾奏其“心怀怨望，密造奸谋，招纳逋逃，图为不轨”。在第三次弹劾之后，明成祖遂敕景隆曰:“自古勋戚始终保全，必君臣两得其道。尔朕姑之孙，少相亲爱，共享富贵，实同此心。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尔不体此，心怀怏怏，交构不靖，潜谋日彰。朕念至亲，略而不究。尔乃恃恩益恣，招诱无赖，藏匿逋逃。人发其奸，证验显著，尚伪言强辩，不知惭惧，论情据法，岂可宽贷?重念姑氏之亲，但去勋号，绝朝请，其以曹国公爵归第，以奉曹国长公
主之祀，宜杜门省愆，易虑为善，庶称朕保全之意。”
短短三天内，李景隆居然遭到如此多人的弹劾，罪名如此之大，并最终遭到如此严厉地惩罚，笔者认为应该是明成祖有意的安排。而这道敕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其中提到“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很可能是明成祖为自己冷落李景隆进行的狡辩。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此时距离上一次李景隆参与政务的时间，已经间隔了一年零一个月。明成祖这句话可以说是欲盖弥彰，反而证明这次他对李景隆的打击是蓄谋已久的。
其次，其中多次提到李景隆“姑氏之亲”的身份，最终还让他“奉曹国长公主之祀”，这无疑是在强调明太祖的权威。而在李景隆之母毕氏于永乐七年(1409年)去世之后，明成祖仍然派人祭祀并处理丧葬事务。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毕氏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妻子，她与曹国长公主一样都是明太祖的代表，明成祖当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强化合法性的机会。
不过李景隆带给新政权合法性的影响也不是能够轻易消除的，对此明成祖也丝毫不敢懈怠:“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至是命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此番重修《明太祖实录》固然有进一步篡改历史真相的目的。而此处记载对李景隆特加贬斥，这次监修又是靖难功臣代表人物姚广孝。因此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抵消掉李景隆的影响力，大力提升靖难功臣集团的地位，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
就这样，在明成祖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李景隆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被扔进了历史的角落，曹国公家族也陷入了中衰的境地。
四、大力拉拢:以武定侯郭英为例
对于明成祖建立的新政权来说，如果能够越过建文帝而直接从明太祖那里获取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开国功臣家族中必须有人没有受到建文帝的重用，才能保证不会因为沾染了建文帝的权威而影响到新政权的合法性，而武定侯郭英恰恰符合这个条件:“建文时，(郭英)从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矣，听指挥而已。”①
纵观史书，郭英虽然在靖难之役中参与过一些军事行动，但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朱国祯的这条资料认为因为郭英年事已高，笔者不赞同这一说法。同样是资历丰富的老将，为什么耿炳文可以被派去指挥大军冲锋陷阵，郭英却不可以?由于史料的缺乏，其中的原因已经不能详知，笔者只能从侧面进行分析与推测。
靖难之役期间，“(李)景隆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诸宿将多怏怏不为用。”②“诸宿将”应该包括郭英，可这只能解释李景隆出任建文军主帅之后的情况，却无法解释此前他为何也没能受到重用。笔者认为，有可能与建文帝的个人好恶有关。在建文年间，武定侯家族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褒奖，这与魏国公、曹国公等开国功臣家族受到的恩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郭英的长子、身为明太祖驸马的郭镇早在建文元年就病逝③，这使得武定侯家族更没有机会在靖难之役期间有所作为。
不过，武定侯家族在建文一朝受到的冷遇，却为其在新政权受到重视赢得了契机。“武定侯郭英卒……太祖末年旧人在者，独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重。英居家善事亲，闲暇喜观书。年六十七卒，上辍视朝三日，赐祭赙恤甚厚。”④郭英去世，对于急需资源来巩固合法性的新政权来说，实乃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条史料应该是根据郭英去世时的官方文件改写而成的，其中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强调郭英乃是“太祖末年旧人在者”，借郭英与明太祖的权威挂上关系;其二，对郭英予以充分肯定，然后通过辍朝等方式来表达新政权对武定侯家族的重视，从而提升自身的合法性。以此为契机，明成祖和明仁宗对于武定侯家族的成员大加笼络:
册营国威襄公郭英女为郢王栋妃⑤。府军卫千户郭琮为旗手卫指挥佥事，舍人郭玹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琮、玹皆故武定侯郭英孙，时英二女孙，长为皇太子庶妃，次女汉王庶妃。琮、玹以亲，俱食禄不任事⑥。擢故营国公郭英子钫为旗手卫指挥使，仍命世袭⑦。擢营国公郭英孙墱为勋卫⑧。(升)青州中护卫指挥佥事郭玹为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玹，故武定侯、追封营国公英之孙，贵妃兄也⑨。擢散骑舍人萧让为中都留守司正留守，故营国公郭英子鉴为副留守。擢故营国公郭英子镛为中军都督府右都督。
这些笼络手段对于双方来说是互利共赢的。对武定侯家族而言，皇亲地位的强化和职位的获得可以带来现实利益。而对于新政权而言，与武定侯家族结成密不可分的同盟，能够充分吸收明太祖的权威为己所用。
而明宣宗对武定侯家族的举措又产生了新变化:
命武定侯郭玹署宗人府事瑏瑢。敕武定侯郭玹等曰:“今虏寇犯边，朕亲征之。特命尔等率领在营官军，暂驻遵化，须纪律严明，昼夜详慎，纤毫不可怠忽，诸事同议停当。”上以武臣扈从平胡有劳，加赐赉……武定侯郭玹……钞二百锭、彩币二表里瑏瑤。以明日冬至节，遣武定侯郭玹祭长陵、献陵瑏瑥。敕行在五府、六部、都察院:“……朕暂巡近郊……仍命武定候郭玹、都督张昇、尚书郭琎、都御史顾佐等守京城，遇急务具奏。”①命武定侯郭玹、刑科给事中陈枢为正、副使，持节封宁王权第五子盘莫为信丰王②。上将率师巡边，命武定侯郭玹、西宁侯宋瑛、广平侯袁祯、都督张昇、李英掌行在五军都督府③。
如果说明成祖和明仁宗的举措还仅限于给予官爵、拉拢关系的话，那么明宣宗的举措则是让武定侯掌握实际事务。这一时期，武定侯郭玹不仅被委任处理皇族事务，还在皇帝离京时承担留守重任。这说明武定侯家族已经得到了新政权的充分肯定。而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新政权的合法性无疑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五、煞费苦心:定国公家族的诞生
靖难之役后，开国功臣家族中最大的另类是由徐达次子徐增寿后裔所组成的定国公家族。这个家族虽然是明成祖创造出来的靖难新贵，但却由于脱胎于魏国公家族，与开国功臣家族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名副其实地具有两头蛇的特点。而其诞生过程本身，也与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密切相关。耐人寻味的是，定国公家族的诞生在一开始遭到了明成祖徐皇后的反对:
上喜后弟增寿素归诚于上，义兵之兴，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上悼惜不已，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上曰:“后欲为汉明德耶?顾今非以外戚故封之。”竟追定国公，而命其子景昌袭爵，命下，乃以告后。后谢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之志也。”上曰:“爵命非有功不与。朕方以至公治天下，岂有私意哉?后继今勿复有言。”后曰:“上命已行，妾何言?顾穉子未有知，惟上赐之师教，庶几上不辱大恩，下不累先人。”上曰:“后言良是。”命礼部择师教之④。
明成祖的意思很明白，封赠徐增寿并不是出于推恩外戚的原因，而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属于“公事”。而身为徐增寿姐姐的徐皇后不仅不高兴，还表示反对，而且自始自终她都没说出反对的真正原因，她似乎暗示说是因为担心徐景昌缺乏教养。可是封赠徐增寿的依据是他本人立下的功劳，就算徐景昌缺乏教养，也不应该影响对徐增寿的封赠。抛开这一点不谈，即便徐景昌真的缺乏教养，需要皇帝派遣师傅予以教导，可这与他承袭爵位本身并不矛盾。所以，徐景昌缺乏教养并不构成徐皇后反对封赠徐增寿的原因。
要想弄清楚这个原因，就不得不对徐皇后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进行一番分析。徐皇后乃是徐达长女，出于巩固明太祖与魏国公家族关系的目的成为燕王妃。这样的出身，使得她应该受到魏国公家族所赋予的正统性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正统性的影响，使得徐皇后在内心深处并不肯定弟弟徐增寿背叛建文帝的行为，甚至很可能因为联想到徐辉祖的忠贞而产生一种羞耻感。因此，她才会反对明成祖对徐增寿进行封赠。
甚至对于明成祖起兵造反，徐皇后很有可能在内心深处是不支持的。只可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徐皇后的真实想法不可能在史书中保留下来，相反，她大力支持明成祖靖难的事迹却被保留下来，并广为流传⑤。但是一些零星的记载还是能从侧面佐证历史的真相:
王即帝位，册为皇后。言:“南北每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与休息。”又言:“当世贤才皆高皇帝所遗，陛下不宜以新旧间。”又言:“帝尧施仁自亲始。”帝辄嘉纳焉⑥。
结合当时政治环境，笔者认为徐皇后此番话充满了弦外之音:第一句话表面上没有道德上的是非评说，但是靖难之役毫无疑问是由明成祖发动的，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带有对明成祖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的一种隐隐的忏悔之情;第二句话尤为重要，徐皇后专门拿出明太祖的权威作为依据，表面上是让明成祖对大臣们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希望以此劝谏明成祖停止迫害建文朝臣;而第三句话则很有可能是以亲情为武器，劝说明成祖不要再迫害身为皇亲的反对派徐辉祖等人。
虽然徐皇后反对，但是明成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其实这也是明成祖的无奈之举，因为如果不从官方的角度对徐增寿的行为予以充分肯定，新政权就将面临来路不正的质疑，合法性就将受到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封赠定国公家族的时候，明成祖颇费了一番心思:
追封故右军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寿为武阳侯，赐谥忠愍，敕有司治丧葬……命永乐二年五月，赠钦承父业推诚守正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进爵为定国公⑦。
命徐景昌袭父爵为钦承祖业推城效义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定国公，岁禄二千五百石，子孙世袭，赐诰券⑧。
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①。
永春侯王宁，尚太祖女怀庆公主。建文中以通燕下狱。成祖入立，封奉天翊运推诚效义武臣，禄千石，世袭②。
王宁在靖难之役期间暗地里为燕王服务，他的封号也正好符合靖难功臣集团的特点。可是与他情况类似的徐增寿封号却与靖难功臣集团和开国功臣家族的特点均不相符，乍一看可谓不伦不类。但是仔细琢磨却不难发现，其中“钦承父业”的字样，明显是拿徐达的权威来作为徐增寿爵位的依据。换言之，明成祖希望通过这个封号向世人传达这样的讯息:徐增寿被封赠并不是因为他参与靖难有功，而是父亲徐达恩荫的结果。而徐景昌的封号中带有“钦承祖业”字样，却没有用“钦承父业”的字样，则无疑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就这样，明成祖既通过封赠定国公家族这一事实维护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又通过玩文字游戏的办法巧妙地避开了靖难之役的是非问题，并与徐达所代表的明太祖权威建立了联系，同时还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心虚。
结语
合法性的建立对于新政权的重要性毋庸质疑。而通过发动叛乱建立起来的明成祖新政权不符合法理，因此很难得到世人的普遍支持，故而从一开始就面临缺乏合法性的尴尬境地。而在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这种合法性的缺失所带来的后果很可能给立足未稳的新政权带来巨大冲击，所以明成祖、明仁宗和明宣宗不得不努力解决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而对于强调尊祖敬宗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祖先的权威是可以拿来作为自身合法性的可靠依据。明成祖虽然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毕竟是明太祖的儿子，他和他的继承人们可以合理地借用明太祖的权威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保证。而开国功臣在明朝建立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们为家族争取到的荣誉和褒奖也是明太祖合法性的象征。这就决定了明成祖及其子孙不敢对开国功臣家族一味地予以压迫，而只能通过对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充分从他们那里吸收明太祖的权威，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有效依据。
不过，合法性的建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新政权建立过程的肯定。与一般意义上通过武力或者禅让实现的彻底地改朝换代不同，明成祖是以宗亲的身份从内部篡夺了政权，这就使得他建立合法性的两个方面发生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将极大地损害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李景隆才会在刚开始获得明成祖的重奖和重用之后，很快就遭到了打压。而徐增寿的后人在遭到仁孝徐皇后竭力反对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公爵，成为明朝勋臣中的新贵。
明成祖祖孙三代君主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解决新政权合法性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根据各个家族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对于忠诚于建文帝的魏国公嫡系家族，就通过肯定徐达的方式获得其代表的合法性，继而通过对新继任的魏国公加强教育和引导，来获得他们对于新政权的认同与支持。对于在靖难之役中首鼠两端的曹国公家族，就在利用完其合法性之后，再毅然将其抛弃，扫清建文政权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对于在靖难之役中几乎保持中立的武定侯家族大力拉拢，通过联姻、授官等办法获得他们的支持，并通过厚葬郭英的办法来获取其所代表的合法性。而对于立下大功的徐增寿后人，则通过褒奖徐达的名义，嘉奖徐增寿在靖难之役中的表现，从而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各个开国功臣家族各自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也先一开始抓到了朱祁镇，觉得靠着朱祁镇，哪怕不能赚开北京城，起码也能骗到很多钱，一开始确实是挣到了很多钱，但是于谦为首的大臣们觉得不能让这个废物天子把大明霍霍了，于是建议孙太后另立新君，无奈之下孙太后做了决定，把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然后在瓦剌留学、人称北狩的朱祁镇自动升格为太上皇。
朱祁镇被人升级为太上皇之后，大明就不给钱了，大明中央的指示是把朱祁镇当死人拉倒，同时下令大明边关将领，不得私自与瓦剌接触，哪怕瓦剌用朱祁镇的名义，也不用理他们。我估计大明的边将对这个前领导也没好脸色，第一个原因是为了一个前领导，得罪一个现领导，这没十年脑血栓做不出来：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朱祁镇搞事，大明边疆也不至于这么累，天天担心也先打过来。
但是也先不肯轻易放过大明，朱祁镇也卖力地充当瓦剌先锋，一直来叫门。也先看到朱祁钰根本不搭理他，于是恼羞成怒，挥师攻打北京，但是朱祁钰不是朱祁镇这种废物，起码不坏事。后来千古名臣于谦打了一场北京保卫战，明军靠着知名坚城击退瓦剌大军。瓦剌越打越不合算，于是在无奈之下退回大漠，不然一伙人就得饿死。
在大明太上皇朱祁镇北狩（被俘）将近一年，瓦剌人无法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还得养着他，所以派人南下求和，说愿意放叫门天子朱祁镇回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因为第一，朱祁钰远比朱祁镇难对付，所以如果能让朱祁镇这个废物上位，对瓦剌的威胁小；第二，朱祁镇留着也没用，最想朱祁镇死的恰恰是朱祁钰，瓦剌人宰了朱祁镇只会让朱祁钰开心，并且自己还结恨，而送回去还能恶心朱祁钰；第三，节省了粮食，也避免了朱祁镇在瓦剌这边蛊惑人心，因为朱祁镇这哥们做皇帝不行，但是倒也有点Supe
Sta
的味道，搁在现在也能当个爱豆吧。
但是问题来了，也先倒是愿意放人，可是景泰帝不高兴，天天盼着也先杀了朱祁镇，避免朱祁镇回来，自己又当不了皇帝，手足情哪有皇帝位重要。不过最终思虑再三，景泰帝还是同意朱祁镇回来，不过从此朱祁镇被锁在南宫，整整七年，直到夺门之变爆发。
这是蓝白旗帜2022年第30篇问答，写作不易，如果喜欢我的文章，麻烦点个赞吧！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