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 (第1/2页)
叫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决定天下走势的鄱阳湖大战宣告结束。
从7月26日打到8月26日。数十万人在湖上展开殊死搏杀，战况几度反复，这场水战规模之宏大、战况之激烈，在古代史上是空前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我们再通过当时被誉为“天下文章第一”的宋濂《平汉江颂》来回顾一下这场大战，其中这么写道：
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波涛起立，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流尸如蚁,。
文豪就是文豪，战争的残酷，被这几句话描绘得真实无比。
陈友谅在突围时被流矢射中，当场身亡，陈汉军队大败，陈友谅的太子善儿、平章姚天祥等大批文武官员被俘，枢密使李才带着楼船和5万多兵马投降，余众皆溃散。
朱元璋胜得非常惊险，损失也很惨重。除了阵亡的高级将领，还有无数军官付出了生命，见诸史册的就有：千户姜润、王凤显、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胜、袁华、陈冲、王喜仙、汪泽、丁宇、史德胜、裴轸、王理、王仁，镇抚常惟德、郑兴、逯德山、罗世荣、曹信。
此战获胜后，朱元璋仍然心有余悸，得到陈友谅死讯，他立即焚香拜天，慰劳将士，许下诺言，将来天下一家后，和勇士们共享富贵。
大义皇帝陈友谅，就这么草率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享年四十三岁。
如何评价陈友谅呢？
再回味一下史书中提到他的那段话：独陈友谅以骁鸷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流，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
史书上的陈友谅，多半是个性格残暴的弑主之徒，是个狂妄自大的失败者，是个奢靡淫欲的享乐主义者，暴君陈友谅被明君朱元璋击败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只是胜利者的而已。如同众多历史人物一样，陈友谅是个双面皇帝。
陈友谅确实喜欢享受，这是他的出身决定的，他不可能像泥腿子朱元璋一样，大权在握还去过那种苦哈哈的日子体验生活，这是身世决定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就是个暴君。
陈友谅性格确实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能成功，并不是靠得残暴，更不是享乐，而是剽悍、坚毅和刚猛。
作为天完军领袖，大汉皇帝，陈友谅凶狠强悍，骁勇善战，这才是他成就霸业的基础。关于他这一个性的记载很多，比如：
陈友谅元季之枭雄也，彼其犷悍之性，兵食俱足，所向无前。
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
不管是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他们都曾与元朝互通款曲，甚至反复投降，唯有陈友谅，与元朝从无任何瓜葛，自始至终坚持反元。在他率领下，天完红巾军给元军的打击，比张士诚和朱元璋加起来都要大。
即使在与朱元璋争夺江西的过程中渐落下风，陈皇帝还是拥有足够的勇气——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
御驾亲征、倾国而出，这份一往无前的豪气，能有几人具备？
陈友谅并不是草包，他与朱元璋的豪赌，输赢只在毫厘之间，他所欠缺的，或许仅仅只是一点运气。如果常遇春那一箭射偏了，或是射向陈友谅的流矢没把他射死，局势又将如何发展，谁也无法肯定。运气这东西没法解释，古人把这叫做“天命”。
陈友谅有功亦有过，不失为一代枭雄。元末如果没有陈友谅这个人物，天完政权将是一盘散沙，徐寿辉虽待人宽厚，但他很快就失败了，暴露出他能力不足的弱点，在他治下，天完国许多力量事实上是半独立的。是陈友谅横空出世，东略青齐、西举关蜀、南浮汉江，把松散的天完政权凝聚起来，扫除元朝力量，将天完红巾军的势力扩充到了最大。
“其遣将所摧毁，几海内之半”，这可不是吹的，陈友谅的统治区域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这些功绩，彭莹玉、徐寿辉、倪文俊哪个能做到？更别说赵普胜、项普略、明玉珍等人，这些都是拥兵自重的主，徐寿辉要有大志，早晚也得收拾他们。
徐寿辉做不到，那就由陈友谅来完成。虽说他的手段是过于激烈了，但若灭了朱元璋，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郭子兴待朱元璋怎么样，他的儿子不还是一个没活下来——两人是半斤说八两，谁也别埋汰谁。
成功的路上，从来就少不了垫脚石，至于它们是本来就在那里的，还是被敲下来后搬过去的，对结果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把目光拉远一点来看，南方红巾军的首领陈友谅一生反元，最后他却不是败死于元朝的镇压，而是灭亡于同为农民起义队伍，打着红巾军旗号的朱元璋之手。这不就是军阀混战嘛，道义上朱元璋又能高过陈友谅多少。
而且说到底，两人的梁子还是因朱元璋先出手而结下的，你老朱要是又红又专矢志反元，干嘛不北上去救刘福通，非得往西去跟红巾军找不痛快。
至于大明立国后，文人们将陈友谅描绘成“寇”、“贼”，就更无厘头了。当时强大的是陈友谅而不是朱元璋，大明还未开国，陈友谅又不是朱元璋属下，斥他为“寇”算怎么回事，这样来说，朱元璋也应该是“寇”才对，当时的天下正统可还是大元朝。说来说去，无非也就是成功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而已。
陈皇帝虽然凶狠，但这样的人从来不缺乏人格魅力。即使陈友谅战死、陈理投降后，仍有大批陈友谅的追随者没有投降，而是各自为战、各守一方，继续打着陈友谅的旗号，既与元军作战，也与吴军为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最后失败了，陈友谅仍不失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他对反元斗争的意义不应被抹杀。此后的明、清两朝，在陈友谅的家乡湖北一带，陈友谅的影响依然不散，反映了这位农民军领袖巨大的影响力。
《庄子》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历史是辩证的，如何看待陈友谅，不能只看残暴的一面。陈友谅对历史的贡献，也应该被后人知晓。
门天子朱祁镇之所以能够回到大明，继续当皇帝，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他昏庸无道，但是人格魅力还是可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老弟天天盼着瓦剌人宰了他，瓦剌人与其被人白女票，还不如放他回去恶心朱祁钰。
（１）混得风生水起的朱祁镇
朱祁镇这个人虽然昏庸，但那是做皇帝才昏庸，做人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在瓦剌的待遇超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差点在瓦剌当上驸马。本来看管朱祁镇的是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对朱祁镇不但没有丝毫不敬，还礼遇有加，甚至还时常带着老婆孩子去看望朱祁镇，且态度十分恭敬，用史书的话说，“伯颜与其妻见帝，弥恭谨”。
而也先也很离谱，处着处着觉得朱祁镇人还不错，出身也好，虽然是俘虏，但也是大明皇帝出身，决定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镇，这把朱祁镇吓得够呛，连忙一口回绝。不过可见朱祁镇这个人还是有人格魅力的，差点混成驸马也是没啥了。
（2）没用的朱祁镇摘要：靖难之役后，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开国功臣家族的处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国功臣家族或者从被打压到被拉拢，或者从被拉拢到被打压，或者被大力拉拢，或者被创立为新的家族，各家族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而新政权的合法性也得到了巩固。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如何处置与明太祖和建文帝关系密切的开国功臣家族，成为其中的关键。因此，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了明成祖祖孙三代君主处置开国功臣家族的指导思想，后者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目前学界对于永乐至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的命运关注甚少①，笔者旨在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入手，通过研究这一时期君主与开国功臣家族的互动，来展示后者命运的变化。
一、新政权中的开国功臣家族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行使合乎法律规定，而且是指政治权力必须得到公民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成祖的新政权是毫无合法性的，因为身为皇太孙即位的建文帝政权具有独一无二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新政权很难得到认同。虽然明成祖可以对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大开杀戒，使人产生由于恐惧导致的服从，却不可能实现新政权的合法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统治要巩固它的持久存在，都要唤起对合法性的信仰。”②这不仅关系到明成祖的地位，更会影响子孙后代政权的地位。刘基之子刘璟就点出了这种严峻的形势:
成祖即位，召(刘)璟，称疾不至。逮入京，犹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③
而开国功臣家族乃是由明太祖一手提拔和建立起来的。虽然“胡惟庸案”和“蓝玉党案”使之遭到了重创，但仍有一些家族被明太祖有意保留下来。郑克晟曾认为，由于建文帝的政策倾向于江南地主集团，因此在靖难之役中没有得到淮西地主集团的支持④。实际上，作为淮西地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部分剩下的开国功臣家族成员都积极投入到了捍卫建文政权的战斗中去:
靖难兵未起时，中朝已有备。江阴侯吴高兵十万屯辽东……长兴侯耿炳文又统兵三十万至真定⑤。
建文帝)命(徐辉祖)帅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⑥。
(建文元年九月)戊寅，(李)景隆兵次河间⑦。
及燕师日渐，惠帝命(梅)殷充总兵官，镇守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⑧。
耿炳文⑨、瞿能、俞通渊等人在靖难之役中兵败身死。而在战后，如何处置余下的开国功臣家族成为了摆在明成祖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拥护者，如果不处置，就意味着明成祖师出无名，对新政权的合法性无疑会构成威胁。因此有些开国功臣家族成员遭到了杀戮:
(燕)王即帝位，(梅)殷尚拥兵淮上，帝迫公主啮血为书役殷。殷得书恸哭，乃还京……明年(永乐三年)冬十月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帝怒，命法司治深、曦罪，斩之，籍其家……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
此外，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建文时与议兵事，宿卫殿廷。与弟铭皆尝受学于方孝孺。孝孺死，镛、铭收其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镛母，东瓯王长女也，并铭女送浣衣局。”德庆侯家族以及与之联姻的东瓯王家族都遭到了牵连。
不过，即便是杀戮，明成祖也不能理直气壮。处死梅殷，既不敢罗织罪名，也不敢公开处决，只能采用暗杀的办法，最后还不得不厚待梅殷的后代。而德庆侯和东瓯王家族，不得不借用方孝孺案株连方可实现。
这种情况与开国功臣家族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他们代表的是明太祖的权威，如果采取彻底消灭的办法，就意味着与明太祖连续性的切割。在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非常不利于新政权合法性的确立。在处置刘璟时，明成祖的这一心理暴露无遗:“(刘璟)下狱，自经死。法官希旨，缘坐其家。成祖以基故，不许。”
虽然刘基的死与明太祖脱不开干系，但是他毕竟是明太祖加封的诚意伯，而且死后的地位并没有被否定，甚至子孙都还在做官，并受到明太祖的夸奖。况且刘璟的言行，从维护明太祖权威的角度来看，完全没错。所以说，刘基在这里已经不再代表其本身，而是代表明太祖的权威，刘璟家族得以幸免也缘于此。
一味地压迫并不能解决问题，这迫使明成祖思考新的办法，开始对开国功臣家族予以抚慰:
享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又曰:“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著为令①。
上谕礼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历事皇考，多效劳勤。今筋力既衰，日与群臣并入朝参观。其步趋之艰，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见任事者，不在此例。”②
在抚慰的同时，明成祖也不失时机地强化自己对明太祖权威的继承，希望得到开国功臣家族的认同:
敕谕功臣曰:“古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必赖将臣之力，厥后往往不能保全。何哉?处高位者易骄纵，犯刑法者多怙终。人君代天理物，岂容私其间哉?所以罚加焉必也。高皇帝立法垂宪，欲世世行守，功臣有犯，罚戒再三。戒之不改，乃按诛之。至亲至旧，不敢曲原。志人君子，莫不谓高皇帝英明果断。上畏天命，下畏民情也。尔诸功臣昔受高皇帝厚恩，今事朕。朕欲尔等悠久共富贵，若复骄纵怙终，不问则违高皇帝成法，问而置诸法，必谓朕寡恩，今录高皇帝戒敕，申明布告。尚永遵之，尔之不遵，后悔无及。”③
而与此同时，开国功臣家族的成员在靖难之役前后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也为明成祖及其子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双方的互动中，开国功臣家族成员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二、从打压到拉拢:以徐辉祖及其后人的命运为例
靖难之役使魏国公家族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其中，徐辉祖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建文帝一边:“文皇帝为燕王时，入临称疾，不拜。王属尊而功高，有武略，拥强兵，朝议惮之。会王归，而留次子高阳王待命于邸。欲藉公为耳目。公谢绝之。”④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尚且不论，但却表明徐辉祖对建文帝的忠诚。笔者认为，这与徐辉祖的地位有直接关系。魏国公徐达位列开国功臣之首，功勋卓著，深受明太祖恩宠。如果说魏国公家族乃是开国功臣家族旗帜的话，那么身为徐达长子的第二代魏国公徐辉祖，可以说不仅肩负了魏国公家族的道德使命，而且代表了整个开国功臣家族的形象。因此徐辉祖对国家正统建文帝的忠诚，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靖难之役后，他对明成祖仍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⑤徐辉祖这一招非常巧妙。无论是徐达的祠堂，还是他的功勋以及特权，都是明太祖予以魏国公家族的荣耀，是对魏国公家族地位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成祖胆敢冒犯徐辉祖，就是对明太祖的不尊重，徐辉祖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徐辉祖郁郁而终后，魏国公家族的嫡系支脉也陷入中衰状态。但是，魏国公家族得自于明太祖的权威并不会消失。明成祖想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就不可能彻底剥夺魏国公家族的爵位与特权。而中国传统社会又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于身”的传统。于是在徐辉祖死后:“命中山武宁王徐达长孙钦袭封魏国公。洪武中，王之嫡长子辉祖袭封魏国公，上初即位，辉祖以罪免归第，卒。至是，上念王开国元勋不可无继，特命钦袭封禄米，仍王之旧，岁给五千石。钦，上所赐名云。”⑥
此条史料跟《明功臣袭封底簿》的记载基本一致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提到徐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他是徐辉祖的长子，而特地强调他是徐达的长孙。而提到恢复其爵位的缘由时，也说是念在徐达的功劳，就连禄米都是仍徐达之旧。毫无疑问，明成祖是在借助徐达的权威来与明太祖的权威建立联系。
其二，”徐钦”这个名字是由明成祖钦赐的。其实对功臣子弟赐名这种事情，明太祖就已经做过。比如徐辉祖的本名就是由“允恭”改过来的⑧，而曹国公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李景隆、李增枝和李芳英都是由明太祖赐名⑨。姓名作为人的符号，是人身份的一种重要象征。明成祖对徐钦赐名，而且是“钦”这样带有浓厚皇帝气息的字眼，用心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借此使魏国公嫡脉对自己的政权产生归属和依赖感，从而支持新政权。当然，仅仅予以恩赐是绝对不够的。明成祖还有更长远的考虑:
六科给事中曹润等劾奏:“五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勇、魏国公徐钦、定国公徐景昌、永康侯徐忠、右都督郭义监试袭职武官，纵家僮夺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与……请正其罪。”上曰:“朝廷何尝不务保全功臣?若此者，果朝廷无故罪之乎?抑其所自取乎?命锦衣卫悉捕其仆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徐钦未谙政务，令归务学，长智识以奉宗祀，庶免作过自累。”①
明成祖的那句“令归务学”，预示了他对魏国公嫡脉家族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计划。对开国武将家族好文的倡导，从明太祖时期就开始了。而从徐钦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品行仍然不高。明成祖的计划，就是要加强对魏国公嫡脉的教育，借此灌输忠于新政权的思想，用心不可谓不深远。
不过，魏国公嫡脉对新政权的反感，短期内是不可能被彻底扭转的。而明成祖也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强硬政策。因此才会有魏国公嫡脉的又一次劫难:
魏国公徐钦自南京来朝，遽辞归，上谓吏部臣曰:“中山王功在社稷，为国元勋，钦嗣爵位，宜笃前烈。往者不知奉法，辜朕委任，故令读书以广闻见。今复不俟命，汲汲图归，此岂有立志?可罢为民，俾归凤阳守先茔，用顿挫之，庶几将来不坠其家。”②
在这里，明成祖仍然借用徐达的权威作为立论的根基，而“故令读书以广闻见”这句话，又一次吐露出自己的用心。应该说，明成祖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仁宗即位后徐钦主动来朝，仁宗也顺水推舟恢复了他的爵位。不久后徐钦去世，“上悼惜之，赐祭赙赠，命有司具棺敛，给驿舟，归其丧。”③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缓和。而在此后，明仁宗与明宣宗延续了明成祖的政策:
命故魏国公徐钦子长孙袭封魏国公，赐名显宗……命魏国公徐显宗从学国子监，令太子少傅杨荣送之入监，曰:“尔往谕司业:比开国元勋之后，欲其家与国同义，其子孙必能奉法循理，务孝与忠，乃克保之。显宗孤子，其加意教训，使长成有立，不失禄位，庶称国家待功臣之道。”遂赐司业贝泰钞币④。
命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择文学儒者，往教魏国公徐显宗义。言有教谕阎颜，考绩当升府教授，可用往教。上曰:“勋戚家有教官，此祖宗所定……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学者。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⑤
从“显宗”这个赐名来看，仁宗仍然在借助徐达的权威。而与明成祖在读书受教上的倡导性行为相比，仁宗和宣宗在这个问题上就更为主动。前者将徐显宗送去了国子监，并让杨荣督导，而后者命令蹇义为徐显宗选拔老师。以杨荣和蹇义的地位，可见宣宗对此事的重视。而宣宗的一席话，则无疑将自己与父皇这样做的目的吐露无遗，这与明成祖的用心可谓是一脉相承。
三代君主的努力最终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正统初年，“遣公、侯、驸马、伯、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给事中等官，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七人祭告祖陵、皇陵、孝陵及晋恭王历代帝王陵寝，并先师孔子、岳、镇、海、渎等神。”⑥这是在靖难之役后，魏国公第一次被派去代表国家从事礼仪活动，而且恰逢新皇帝登基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无疑传达了这样的讯息:新政权已经确信魏国公嫡脉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双方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三、从拉拢到打压:以曹国公李景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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