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 (第1/2页)
元朝末年，天下板荡，洪流滔滔，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以白莲教聚众举旗起义。因为这一支义军举着红旗，头扎红巾，又称作“红巾军”，又因焚香聚众而被称作“香军”。
由于“天下苦元久矣”，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呼百应迅速壮大，韩山童被杀之后，刘福通就尊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主。1355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第三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红巾军起义再次掀起高潮。之所以立国号为宋，是因为韩山童自称宋徽宗的八世孙，当初起义檄文里说过“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朱元璋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奉韩林儿为帝：攻下南京之后，韩林儿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攻下浙东之后，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1361年正月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4年元旦，朱元璋已有帝王气象，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
因此，元朝与明朝之间，实质上还存在着一个小宋朝。不管小宋朝实力如何，至少朱元璋是以“龙凤”纪年，承认小宋朝的存在。按照华夏确立国号的传统，一般是以前朝给其封地为国号，以示政权的传承性与合法性，夏商周秦汉唐莫不如此，既然小宋朝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那么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何国号不选择“吴”而选择“大明”？
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先为吴国公，后来自立为吴王，按常理来说，朱元璋应以“吴”为国号，但结果却以“大明”为国号。其实，当时朝野对此国号的出处已经明确，并且达成共识，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明朝国号与明教、五行说等相联系，于是明朝国号由来反而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朱元璋为何弃用“吴”这个国号，史书上没有正式说法，但了解一下以吴为国号的政权就明白了。历史上的吴国有五个，春秋吴国、三国东吴、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杨吴、明朝前身（史称西吴）、元末张士诚的吴政权（史称东吴）。以吴为国号的国家比较邪门，除了春秋吴国之外，其他的国祚都很短，都被他国所灭，因此即便朱元璋再不信鬼神，估计也不敢拿王朝命运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张士诚盘踞在苏州，是朱元璋的老对手，他初称周王，后改称吴王，这让朱元璋还怎么以“吴”为国号？
所以，没办法以封地名称为国号，于是朱元璋只能重选国号，而之所以选择“大明”，应该包含了五行说，但与明教、明王出世只能说是巧合。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朱元璋是明教凤阳分舵舵主，使用阴谋诡计逼走了张无忌，掌握了明教大权，建国之后就以“明”为国号。实际上，金庸这是在抹黑朱元璋，因为韩山童与刘福通信奉的主体是白莲教，朱元璋也没有窃取谁的权力，而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所谓白莲教，是南宋初年昆山人茅子元所创，崇奉阿弥陀佛，后来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道教互相渗透融合，因此才有白莲教声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说法，元朝义军多次利用白莲教起义，金庸小说里朱元璋与波斯明教关系其实是谬误。由于各种宗教融合，所以韩山童又宣传“明王出世”，希望百姓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因此，明朝国号出自明教之说，纯属胡扯，红巾军主要是依靠白莲教聚众，只是在宣传时借用了明教的明王这一角色。
不过，从“明王出世”看，朱元璋驱除鞑虏，拯救万民于水火，是百姓心目中期盼的“明王”，朱元璋以此自诩，以此为国号，好像也能说得通。只是这一说法有二个不合逻辑之处：一是“明王”只是“王”不是“皇”，朱元璋没有必要自降一级吧；二是朱元璋还是采用儒家治国，“明王出世”是外来宗教说辞，如果明朝国号由此而来，这让天下读书人怎能接受？
想让天下读书人接受，朱元璋选择的国号就必须出自儒家经典，而“大明”这两个字在儒家经典中就曾多次出现，比如以下：
《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管子》：“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於大清，视於大明。”
从明字含义上看，明字始见于甲骨文，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简化组合，本义代表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由此引申指照亮、点燃、公开的、天亮等，无论是字形还是含义，三千多年来没什么变化。所以，“大明”的含义就很明确了，就是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还有推翻元朝黑暗统治让万民沐浴于光明之意，与“明王出世”、明教之“明”只是巧合而已。
可见，本来“大明”出自儒家经典，很有深度的一个国号，也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岁月变迁，尤其在经过金庸小说的歪说之后，就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了。时人对于明宪宗成化帝的认知，多源于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朝那些事》。然该书戏说成分过多，时常招人诟病，而且书中对成化朝的篇幅也很简略。故时人对成化朝的认识，很难说不是极为刻板的。本文作者有成化立嗣开始，推出一系列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成化时代。
提到明朝的皇帝，另类的有好几位，成化帝以他那旷古绝今的“姐弟恋”名噪于后世。随着人们自由恋爱的观念产生，“姐弟恋”已经被人们接受，如今某冰冰的男朋友比她本人小20几岁，似乎成化帝与比他那位大自己17岁的万姑姑的爱情也不再稀奇。
人们在心理上，有一个选择性记忆，总是会记住某个人不寻常的举动，而忽略掉其他行为。人们只记住成化帝另类的爱情生活，却忽略掉他作为一个帝国执政者主动或者被动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了帝国进程，而帝国进程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个人决策的。
即使是常人，也不可能日日夜夜只有一个爱情的主题，琼瑶阿姨也得考虑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一个偌大帝国的一号人物，他在享受做皇帝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保证延续自己来享受这种优越感。成化帝幼年多灾，在他执政的几十年，天赋并不算太高的他，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
初为太子
1
公元1449年的中秋节，偌大的北京城显得异常冷清，正统帝朱祁镇率五十万明军抗击蒙古人的内犯，传回京城的却是一个比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先是诸如成国公朱勇等战将战死，后来连皇帝本人也在土木堡被俘虏。
土木堡距离京城距离不算太远，败兵在中秋节当天已经陆续逃回，第二日怀来守将报告，皇帝陷虏。朱祁镇的生母、皇太后孙氏和同父异母弟，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顿时慌乱，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北京城。
“危难时刻，方见中流砥柱”，兵部侍郎于谦呵斥迁都的主张，并且积极布防。太监李永昌也劝说孙太后要考虑社稷苍生，仓廪府库，还举了南宋的例子进言。孙太后这才下定决心，然后任命朱祁钰监国，积极对付蒙古的入侵和也先的要挟。
正当人心趋于稳定的时候，仅隔一日，司礼监金英却传出了一道瞠目结舌的“皇太后圣旨”，要立皇帝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礼部官员尚未提出册封意见，皇太后的正式诏令便到了：
“
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
”
这位被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就是后来庙号宪宗的成化皇帝。但此时，还是个不满两周岁的娃娃，所以，朱见深被册封为太子，“长”是真，“贤”却不得而知，固然有“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太后孙氏自己的打算。
孙太后此举不难理解，因为监国朱祁钰的母亲是贤妃吴氏，而自己的儿子朱祁镇生死叵测，一旦朱祁镇有意外，朱祁钰做了皇帝，那吴氏就会母因子贵成为太后。
孙太后像
孙太后立朱见深为太子，即使朱祁镇死于塞外，皇位继承人也应该是她的长孙，由于孙太后的精于算计，全然不懂世事的朱见深成为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虽说国危立长君，但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叔父周公、召公辅政，古代已有先例，在孙太后看来，内外臣子对他的安排是提不出异议的。
景帝易储
2
女人天生不太适合搞政治，况且孙太后也不是吕后、武则天一类的女人，就在她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仅仅离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四天，在京的文武百官就联名给他上了一份奏疏，奏疏的要点如下：
“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
南京翰林学士周叙则直接劝进朱祁钰：
“
昔周公辅成王，当承平之日；今殿下辅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视周公之时又甚艰大，虽曰日望圣驾早还，以慰臣民之思，然虏情叵测，时月悠迈，天下之大，苍生之众，易以摇惑，殿下得不于此深谋熟虑之乎？
”
这份诏书直接撕毁了孙太后诏书的理论依据，土木堡固然是多事之秋，难道成王继位时就是歌舞升平？且不说当时商朝中原的遗民蠢蠢欲动，谁敢保证那个远方的箕子朝鲜不会趁机发难？孙太后舞文弄墨，岂能是翰林学士的对手。
朱祁钰推辞再三，借坡下驴，于九月初六登上了皇帝位，这就是代宗景泰帝。
景泰帝
按照传统惯例，皇帝的父亲才是太上皇，或许朱祁钰觉得立朱见深为帝，以新君的名义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再废掉朱见深不合适，所以宁可违背传统，直接即位，虽然这样，名分会低一辈。
朱祁钰即位后，发了一道诏书，强调了内外局势的严重性，并加入了英宗让人带回的口信：“都指挥使岳谦出使瓦剌归，传英宗口谕，以郕王年长且贤明，令继统以承奉祀。”
观英宗复辟后，太后下诏仍废代宗为郕王，历数其罪，也只是“贪天位”而已，并没有加入矫诏的情节，从这一层面看，岳谦传诏，应该为真。
无论是真是假，代宗的即位，都意味着朱见深皇储地位的动摇。只是这位未满两周岁的皇子，既不知被立为太子的意义，更不知父辈们权力斗争对他的影响。景泰帝登基后，任用名臣于谦，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于谦
于谦才德兼备，加强边防，蒙古无计可施。突如其来登上皇位，大权在握，景帝也就不愿意放手。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军多次击败瓦剌。瓦剌首领也先见捞不到好处，便想放了明英宗，借此求和。
他想放，可是景帝却不愿意接。在公忠体国的于谦劝说下，景帝只得勉强同意，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
派去瓦剌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明英宗回归之后，虽为太上皇，却被软禁在南宫。景帝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
景帝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客观的讲，明英宗对这位弟弟还算不错，景帝二十岁的时候尚且留在京城，没有就藩，北征蒙古时，专门让他“居守京城”，但朱祁钰却不希望这位哥哥回来，人性有的时候就是敌不过权力的诱惑。
明英宗
随着帝位渐渐巩固，景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
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景帝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不久，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金英下狱。可见，景帝易储的决心之大，金英的劝谏也仅仅是推迟而已。
就在景帝愁闷的时候，一道奏疏递了上来，核心内容是劝景帝易储。上疏者，是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矰。广西距北京近五千里，黄矰何以率先提议易储，迎合帝意？《明史》记载：
“
黄矰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冈，灭其家，所司闻于朝。矰惧罪，急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劝帝早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易建东宫，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
”
意思是说，黄矰杀了人，为求活命，急忙派人持书向皇帝献媚。看到这份奏疏，景帝大悦，于是说了九个字，“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既然有人提议，事情开了头，朱祁钰借梯上墙，随即将奏疏下发，让群臣讨论。
这种讨论，很明显是景帝在向群臣炫耀兼示威，你们不提，终究有人会提，说说你们的看法吧！但群臣仍保持沉默，“众心知不可，然莫敢发言，迟疑者久之”。
司礼太监兴安见群臣不语，厉声道“此事今不可以、不肯者不用佥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无一人敢违者，其议遂定。”，“疏下之明日，礼部尚书胡濙，侍郎萨琦、邹干集文武群臣廷议。众相顾，莫敢发言。……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
签名的大臣极多，包括公侯将相不下数十人，“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矰所奏宜允”。
见群臣就范，景帝反倒谦虚起来，向皇太后请旨，皇太后见群臣联名易储，也不好反对，于是宣谕“只要宗社安，天下太平，今心既如此，当顺人心行”。改换太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帝更封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朱见济为太子。在诏书中，景帝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本固于万年”，不但自己要当皇帝，而且要子孙后代也永远当皇帝。
事后，景帝又对群臣进行封赏，并大赦天下，普天同庆。对于首倡易储的杀人犯黄矰，景帝也没亏待，“令释矰罪，进阶都督”。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的一道奏疏，不仅让一个残忍的灭门案凶手逍遥法外，而且加官进爵。为了传位亲子，景帝已经置《大明律》于不顾。
这些变故对朱见深来说没有产生过太深刻的印象，无论因孙太后私心被立为太子，还是被景帝废掉，都没有太多的影响到他。一直以来，他在孙太后的监护下生活，照料他饮食起居的便是那位万姑娘。正因为他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登基为帝后，才对长辈的权力斗争显得超然。
重为东宫
3
景帝处心积虑得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可惜的是，朱见济在景泰四年十一月就因病夭折，而朱见深在万贞儿的照料下却长得结结实实，看来笼子里的鸡是不如野鸡生命力强，朱见深没能像平常的皇室子弟一样，享受特别安逸的环境，倒是自然成长，这不能不说因祸得福。
景帝在位期间，任用于谦整顿军务，对受灾地区减免税负，发展经济，同时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动乱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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