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 (第2/2页)
同时，景帝知人善任，派当初主张南迁逃跑的徐有贞治理河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明朝恢复了往日生机的同时，景帝还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
从种种表现看，景帝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可随着朱见济的死去，景帝有点颓丧了。偏偏景帝没有其他子嗣，这样朝廷上下便开始酝酿重立朱见深为太子。率先发难的是监察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伦。钟同的奏疏如下:
“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
“天命”二字刺痛了景帝的内心，等于揭了景帝的伤疤，更可恼的是章伦的奏疏中，直接指责景帝食言，景帝勃然大怒，将二人下狱。但紧接着南京大理寺少卿刘球和廖庄紧接着上书，廖庄可能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奏疏写的比较委婉：
“
臣曩在朝，见上皇（明英宗）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
”
虽然廖庄的奏疏让他认为景帝无法直接针对自己，但景帝却还是找了个机会，对他廷杖八十，愤怒的景帝甚至想起了下狱的钟同、章伦，对他们用刑，钟同被击毙狱中。给事中吴江、徐正揣摩上意，奏请将朱见深逐出京师，加强对明英宗的监禁，却被景帝发配铁岭。景帝心理上竭嘶底里的时候，身体也一落千丈，来日无多。
景帝此时的心理，恐怕最需要安静，按他的行为，他也明白，见济既死，不立见深还能立谁？但见济的死对他的打击尚未平复，这个弯需要自己来转，文臣的进谏可以说不合时宜。
即便是景帝倚重的大臣于谦，也主张重立见深。吏、礼、兵三部尚书王直、胡濙、于谦，内阁诸大臣都主张重立见深，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三元”进士商辂草拟奏疏，准备向景帝进言。
但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野心家却抢先一步，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在石亨等人看来，景帝朝的重臣陈循、王文、王直个个是名臣精英，况且还有于谦这样的文武全才、高风亮节之人。一旦他们拥立见深为太子，那么从龙有功，被重用的绝对轮不到被压制的他们。
影视作品中的夺门之变
这次“夺门之变”并未对明朝长期的格局形成太大的影响，变动的是决策层，于谦等人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徐有贞、杨善等人，那位被冷落的孙太后迫不及待到了台前。
明英宗复位以后，废景帝仍为郕王。这种变局对朱见深来说，却不算是太好。景帝在位，没有子嗣，朱见深是第一继承人，况且也是“众望所归”，连于谦等人都支持他为太子。
但明英宗复位以后，客观上却推迟了朱见深的即位时间，天有不测风云，君有难测之威，谁担保皇太子问题没有变故，因为支持见深复位的于谦等人已经被清洗，徐有贞、石亨等人难保不会再推选符合他们期望的继承人。
且明英宗早年被俘虏，回来又被监禁，与朱见深并无多少接触，父子之情很难说有多么浓厚，这就不难解释英宗在天顺元年三月初六，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册封的诏书还出了问题，将朱见深误写成“见濡”，还将二子见清写为了“见潾”，如果是忙中出错，解释太牵强，这恐怕是英宗早有改立其他皇子的想法，在经历了思想斗争后，灵机一动给出的解释。
连见清的名字都写错方便更好的掩人耳目。明英宗对朱见深不太满意还表现在与大学士李贤的讨论：“然则必传位于太子乎？”李贤回答：“宗社幸甚。”即使在明英宗病重期间，还有“间东宫于帝者”，至于是谁在进行易储，或许是英宗自己的考虑。
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二年才出阁读书，大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储君，未来的大明皇帝。明英宗召来这位并无太多感情的儿子，李贤赶忙扶着他拜倒在英宗脚下。
毕竟是亲生骨肉，在刹那间，父子相拥，失声痛哭。这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经过此次会面，朱见深的太子位算是稳固了下来，但对于他来说，未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初登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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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八年以后，他三十八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英宗一生惊心动魄，在复位后还遭到了“曹石之变”，但早年的大风大浪使得他还是比较从容的应付了这场闹剧。
明英宗坐像
明英宗的执政，早年宠幸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变；晚年又有曹吉祥，还或主动，或被动得杀害了一代名臣于谦。他的许多为政，尚不如景泰帝。
但明英宗好在为登基的朱见深留下了一批贤臣辅政：如内阁中的李贤、陈文、彭时；吏部尚书王翱、户部尚书年富等人，均是一时之选。
朱见深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成化帝登基时仅仅只有十六岁不到，他的登基多半也是被动的，虽然他一直是矛盾的中心。在他登基之前，宣德朝，已经形成了内阁票拟与内监披红已经成为定制。
无论古今中外，皇帝要认同政治习惯的话，即便庸庸碌碌，也可以成为守成之主，相反诸如商纣王、隋炀帝等才智突出、能力强悍的雄主，只要折腾，破坏了政治习惯，就容易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王导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有几分道理的。
成化帝甫一登基，便由李贤主笔，颁布故君遗诏，新君赦令，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惯例，同时也是兴利除弊，重新理顺各种关系、缓和矛盾的契机。
这部诏书大部分都是国计民生的老生常谈，这符合李贤“太平宰相”的希望，也是成化帝“太平皇帝”的性格体现，由此为成化一朝的政治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和指导方针。不难看出，成化帝忠厚的性格，是不希望破坏政治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这部诏书也是日后官僚集团对他进行行为约束的依据，这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朝政治。
平反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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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复辟以后，宠幸奸佞。一方面是这些人从龙有功，另一方面也是明英宗对皇位失而复得更加珍惜的缘故，所以增加了锦衣卫的权势。成化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
成化登基
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
实际上，这次整顿，是牛玉、李贤等当权派对急于秉政的王纶、钱溥的打压。王纶窥伺司礼监，直接触犯了牛玉的利益，这是英宗晚年最信任的宦官。钱溥想挤压李贤，却没有与当时在内阁，威望仅次于李贤的陈文合作，陈文也不想钱溥与王纶成功后，反压自己一头，所以纵然他与李贤有矛盾，却反而与李贤站在同一阵线。
王纶与钱溥忽略了成化帝的存在，在英宗入殓这天，王纶在素衣外面套了一件貂裘，使成化帝颇为不满，所以，成化帝借机将王纶、钱溥下狱，追究同党。钱溥、王纶内外官交通，按律当斩，但大赦令刚发，便从轻处置，二人均遭降职处理，钱溥的被贬颇受人同情，时人评价“为权贵所挤，而有顺德之行”。
而此次事件的另外一个人物门达，因为结交王纶，也被发配充军。门达作为一个酷吏，只知道个人奋斗，没考虑到历史进程，统治者需要酷吏维护统治，清除腐败，又不能让他们搞的太过分。成化帝新君登基，需要给人民恩惠，作为前朝的鹰犬，作用已失，自当铲除。
门达的被贬使人拍手称快，成化帝还召回老成持重的袁彬来主持锦衣卫事务。门达的事件表明：新君是要革除前朝弊政的，既然受英宗宠信的门达被处置了，那么含冤屈死的大臣是否该得到平反？
这时候，监察御史白侃给新君上书，要求为英宗朝因弹劾曹吉祥、石亨而受迫害的御史张鹏、杨暄、耿九畴等人平反，成化帝欣然应允。这封奏疏，也拉开了平反冤狱的缺口。
成化元年，御史赵敔上疏，请求为于谦平反，见深读罢，颇有感触，直言：“盖谦确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
于谦在世之时，尽管与孙太后有嫌隙，但在听闻于谦被杀，孙太后也是十分叹息。即便是英宗本人，也有点追悔莫及。成化帝还在幼年之时，怕已经对于谦有仰慕之意。成化二年，当于谦之子于冕请与祭祀时，成化帝十分重视，特命翰林院撰写祭文：
“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于忠肃公平反后，与也先激战，屡立战功的骁将范广也被平反，范广被石亨陷害，子发配广西，妻子宅第被赐给蒙古降丁皮尔马黑麻，成化帝给范广平反，同时让范广的儿子继承父亲原职。同时英宗复辟，清洗的诸位大臣大都得到了平反，部分恢复了原职。
与此同时，成化将已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谥号由“文毅”改成了“忠文”，李时勉性情正直刚烈，敢于直言，永乐年间下狱，洪熙年间被仁宗用金爪打断三根肋骨，正统年间不屈服于王振，被带枷三日，成化认为“临难不忘国，勤学好问”。李时勉谥号“文忠”比较合适，但成化帝定为“忠文”，突出“忠”，看来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景帝加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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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等人公忠体国，再造社稷，无论是朝野还是民间，为于谦等人平反都是一致呼声。但成化帝如此高调，也使一些大臣尝试讨论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如何给景泰帝适当的评价，因为于谦毕竟对景泰帝的即位起到了推动作用。成化三年，湖广荆门州训导高瑶上疏成化帝：
“
正统己巳之变，先帝北狩，陛下方在东宫，宗社危如一发。使非郕王继统，国有长君，则祸乱何由平、鉴舆何由返？六七年间，海宇宁谧，元元乐业，厥功不细。迨先帝复辟，贪天功者遂加厚诬，使不得正其终，节惠隮祀，未称典礼。望特敕礼官集议，追加庙号，尽亲亲之恩。
”
高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呼声，景帝在位期间，施政还算不错，某些方面是要远远超过英宗的，奏疏里面对景帝的评价还算客观，但高瑶乖巧的是，将英宗与景帝的皇位之争酿成的后果的首要责任推给“贪天之功”的曹、石等人。
成化帝见到这封奏疏并未表态，而是将奏疏交由礼部廷议，但礼部的官员拖了一年没有定论，还将皮球以一句“非臣下所议，请自上裁”踢回给成化帝本人。倒是状元出身的左春坊左庶子黎淳鲜明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
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臣以谓瑶此举，非欲尊郕王，特为群邪进用阶，必有小人主之者。
”
到底是状元出身，文章远胜高瑶，且简单直白。但对于两种不同的呼声，成化帝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
“
景泰往过，朕未尝介意，岂臣子所当言？淳为此奏，欲献谄希恩耶。
”
一方面，成化帝对于政治传统的尊重和稀泥，另一方面也对黎淳奏疏中将景帝与昌邑王、更始帝比较的不满。这也表明，成化帝对这位叔父的功绩有清醒的认识，也有一丝感激，同样成化帝也是一位比较忠厚的帝王，臣子不会因言获罪。
景泰陵
为景帝加谥的提议既然被提起，就不能不被重视，再加上大臣对这位君王的性格有了了解，因此，成化六年，巡按直隶御史杨守随上疏，再次讨论给景帝加谥：“郕王受命艰危时，削平祸乱，功甚大。殁乃谥以‘戾’，公论不平。此非先帝意，权奸逞私憾者为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亲亲之仁。”
成化帝想到若不是这位叔父，也先打破北京，别说自己做皇帝，能否保住性命还很难说，终于下定决心直面这个问题，所以下诏：
“
向者朕叔郕王践祚，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及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圣旨中特为先帝父皇开脱并云尊先帝和皇太后本意，）“……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前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毋乖典礼。仍会所司修饬陵寝，如敕奉行。
”
成化帝在诏书中，将为景帝加谥号的决定说成是英宗的本意，自己只不过是谨遵圣贤教诲、为父尽孝而已。为此，成化还专门咨询以商辂为首的内阁。
商辂本就为人公正，此刻正好顺水推舟，称赞英宗圣明，不忘怒斥曹、石的罪恶，最后拟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布义行刚曰景”，对景帝评价也算客观，虽然此刻景泰帝有谥号无庙号（庙号在南明朝才有），而且谥号的字也只有四个字。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奉天门举行给景帝加谥仪式，规格不高，却也庄重。对于景泰帝时被废的成化帝来说，这实在难能可贵，王世懋评价：“大哉！宪皇追封景帝，挽回元气多矣。”
由于元朝属于金德，“明”含有火的意思，而五行相克是“火克金”，因此朱元璋选择“大明”为国号，可能也参考了五行说。
明朝国号上还有一个问题：夏商周秦汉唐宋，国号都是单字，为何明朝国号却是“大明”这两个字？
元代以前，历代国号往往都是按照地名来取，且都是以单字为国号，夏商周秦汉唐宋，前面没有“大”字。但元朝并非兴起于当时华夏之地，找不到古地名为国号，于是取《易经》中“大哉乾元”（见上述引文）之义，“建国号曰大元”，注意是“大元”而非“元”，元朝是“单字国号”和“双字国号”的分水岭。
“大”字含义不言自明，就是修饰字，强调元朝的威武强大，“元”字含有第一位、开始、起端之意，“乾元”中的“乾”代表天，乾元是指天道伊始之意，因此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是有着秦始皇一般的野心。
朱元璋建国之后，沿用了元朝双字国号的习俗，将国号定为“大明”，清朝也沿袭了这一习俗，正式国号是双字“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