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六十九章、狂士登顶（26） (第1/2页)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殷省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殷省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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