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二十一章、茶楼恶斗（14） (第2/2页)

“知行”是殷省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其始于《尚书》与《左传》，《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左传》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之说。知指认知或良知，行指行为、行动。知行关系在殷省哲学史上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其代表人物是朱熹、王阳明；也指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特别是清末民省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
　　
　　汉代以后、北宋建立之前，儒学受到佛老二氏的冲击，儒学在社会基层至上层的影响力都比汉代减弱许多，因而在两宋时期，大儒们一方面反佛老而重振儒家的地位，一方面亦希望为帝国建立一套道德规范。知行问题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
　　
　　后来，针对“假道学”、“伪君子”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之说，即认为人在良知、圣人之言中的道德认识是容易的，不过之后的道德践履才是重点，人们应该努力去道德践履。朱熹还比喻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有“心即理”的学说，他针对当时的读书人满口“之乎者也”而不去道德践履的现象，提出了“尊德性”是主，“道问学”是次的观点。在朱熹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平衡的，陆九渊反对说：“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说才被朝廷推崇，在元、明、清三代被誉为圣人。与此同时，朱熹的知行观给了人们这样的借口：我知得不够，所以还不能行，等我的知足够了再行。可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明代，首先对这种现在发难的是陈献章。陈献章曾经以才学“名震京师”，才能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却受到伪君子的排挤、攻击，甚至参加科举考试的试卷也不知去向，这使他对知行分离的现象深有感触。
　　
　　陈献章指出：“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不用者，心也。”这就是说，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阅读再多的圣贤书也是白读。陈献章的“道通于物”的学说，既指无形的道需要通过有形的物表现出来，又指“知”——道德认识需要通过道德践履表现出来。
　　
　　紧随陈献章之后的湛若水、王阳明各自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湛若水说：“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