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乔国桢同志在新疆 (第2/2页)

入狱之始,我与乔国桢、杨南桂同志被关在一个号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人就成立了狱中党小组,由我任党小组长。由于环境恶化,国桢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了。为了不把病传染给我们,他郑重地向我们提出:“我的病重,而且有传染性,你们都还年轻,不能把病传染给你们。我想向狱方写信,请他们把你们调出去,让我和你们隔离开关押。”我们俩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坚持要和他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他。但是他坚持要求和我们隔离,并说他自己可以料理自己。我们争论了好多天,最后他还是给狱方写了信,说明病情,要求隔离。大约十几天后,狱方就把我和杨南桂同志调到了别的号子里,与刘护平等同志关押在一起。国桢同志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处处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能忘怀。
　　
　　后来国桢同志的病情继续恶化,被转入狱中的“养病室”关押。1945年5月至7月,我也因病被送到了养病室,又和国桢同志住在一起。这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吃饭吃药都要人喂,大小便已经离不开床铺。我在养病室照顾了他约三个月。后来敌人不让我在养病室继续住下去,把我赶回了牢房。临走的前一天,国桢同志很难过,他深情地对我说:“我是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胜利回延安。”我安慰他说:“你在延安时病也很重,后来不是治好了吗?等胜利出狱后,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的。”他又说:“这次我自己感觉比三八年在延安时要差得多。你在这里这么久,天天照顾我,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你表示谢意的,就送你一把小剪子作了纪念吧!你们回到延安后,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爱人和女儿。”
　　
　　我从养病室回到牢房后,立即把国桢同志的情况向狱中党组织做了汇报,提出国桢同志身体已经很不行了,非常需要人去照顾。经组织同意,刘护平同志自动要求以治病为名进入养病室去照顾国桢同志,直到他逝世。
　　
　　1945年7月31日,党的好儿子乔国桢同志不幸牺牲于盛世才的监狱之中。为了悼念国桢同志,经狱中党组织与敌人多方交涉,由各牢房派出几名代表到养病室,为他开了个简短的追悼会。他的遗体则由我们的同志亲自安葬在离迪化10多公里的一个荒僻的山沟里。
　　
　　1983年,在疆域纪念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牺牲40周年时,我把乔国桢同志的小剪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女儿乔沙,勉励她继承烈士遗志,为祖国立功。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