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乔国桢同志生活的片断 (第2/2页)

1935年我们又在北平西山赁了两间小房同处养病。我受国桢同志革命精神鼓舞很大。有一次闲谈,我说:“像我们这样多病的人能多活十年八年就很好了。”他说:“我们要活就活下去,要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只活十年八年,那我就不养病了,不如照常参加革命工作。”我说:“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他说:“中国革命非常艰苦。胜利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臆断,但二三十年后一定能胜利。”
　　
　　有一次谈到一位叛徒杨朴(又名杨玉峰),他和国桢同志自小同乡同学,曾结为异姓兄弟。我和国桢同志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的把兄弟现在要接济你养病,你是否接受?”国桢同志很郑重地说:“绝不能接受他的钱,如果接受他的钱,就更不如他了。”可见国桢同志党性很强,对于敌我界限分得很清,决不会因私人感情损伤阶级立场。
　　
　　1935年有人在国民党军二十五师陷害军委朱少侯同志(陕北镇川堡人),朱同志脱险后,特务根据叛徒的告密,往北平大学学生高家琪处搜查朱少侯同志,发现国桢同志寄高家琪一明信片。特务便根据这一线索,将国桢同志和我逮捕。当时因我们都在床上躺着静养,不能走路,被押于巡捕厅,还须[要]人照顾,遂又被送回原养病处,并派两位巡捕监视。国桢同志乘巡捕不注意时,和我商量脱险办法。他说:“我有组织关系,如不逃跑,特务决不罢休。我一跑,你没有组织关系,这官司就好打了。”我当即同意国桢同志先脱险,并给了他五元硬币作路费。他晚间乘巡捕酣睡后,由窗口跳出脱险。特务第二天来对我大发脾气,以为我叫人将国桢同志接走,当即将我送往北平高等法院看守所。
　　
　　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到西安才和国桢同志见面,他的病还没有好,须动手术,但国内已不可能。遂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到延安,由延安送到疆域,计划出国往苏国治病。不料日后回国到疆域后,盛世才叛变,国桢同志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遇难。
　　
　　听说国桢同志被押后身体消瘦,营养不足,难友们都把自己仅领到的一点羊尾巴油节省下来,给国桢同志补充,但他坚决不肯接受。他觉得自己的病是多年陈病,决不能因自己的病影响同志们的健康。自己的病能好与否不敢预测,他希望同志们都能身体健康,出狱后继续参加革命。
　　
　　1959年9月10日
　　
　　(作者蒙仲穆,另名嘉福,陕西省旬邑县人,曾在三原中学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