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千禧宝宝（7） (第2/2页)

“因气而生，种类相产
　　
　　“（王充《论衡、物势篇》），这本是进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机械地将自然界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无神论者，但他的禀气说又形成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在他看来，决定一个人寿夭、贵贱、贫富、祸福的东西，是最初
　　
　　“在母体之中
　　
　　“禀受的
　　
　　“自然之气
　　
　　“，这在一个人获得生命之时便已形成了，就象草木的形态良莠决定于种子，鸟的雌雄强弱决定于鸟卵一样，人的命运所包含的一切都决定于最初禀受的
　　
　　“自然之气
　　
　　“，。他认为人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胚胎在母体所禀受的气的厚薄，
　　
　　“夫禀气厚则体强，体强财其命长；气薄财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短寿。
　　
　　“（王充《论衡、气寿篇》）这都是先天注定和不可改变的。人的寿夭如此，命禄也一样。所谓
　　
　　“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
　　
　　“（王充《论衡、命义篇》）它不决定于人的才干贤愚等后天因素，决定于人最初偶然所禀的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有厚薄之别，所禀之气，厚者命贵，所禀之气薄者命贱。因此每个人的命禄是先天之气注定的。
　　
　　“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
　　
　　“（王充《论衡、命禄篇》）所以命贵的人和别人一样学习，只有他能做官；和别人一样做官，只有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别人一样做生意，唯有他能发财，命贱的人则做样样事都徒劳无益，白白遭罪。吉凶也如此，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
　　
　　“（王充《论衡、命义篇》）命当富贵，可以逢凶化吉，常安不危；命当贫贱，祸殃并至，常苦不乐，这是人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唐代是殷省封建社会的巅峰，当时聪明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唐以前历代的兴衰咎由，进而总结出
　　
　　“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
　　
　　“的道理。在经济上比较认真地推行了
　　
　　“均田制
　　
　　“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诗《忆昔》）这样一个物阜民丰、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汉代那种礼教的枷锁散架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特别是佛教的兴起，随着殷省外文化的空前交流，印度、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入，大大促进了算命术的发展。至此，原始的天命论以及其根深蒂固的影响极大地动摇了。而且，由于唐代鼻祖唐高祖李渊的家族，以及与他们关系极深的独孤家族、宇文家族等几大门阀，都与西部胡人有不同程度的混血；他们入主中原，完全可以认为，是殷省民族大融合的一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