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沐春风建昌革新 (第1/2页)

周福庆在灭掉了吴朝之后，他于建昌二年公元237年2月5日正式诏告天下：大周朝廷定都洛阳。他追封已经故去三年多的兄长周磊为陈王，谥号武烈，世称陈武烈王！为了表彰周磊为大周朝廷作出的不朽功勋，周福庆让他年仅五岁的儿子周辰奕袭陈王爵位，史称陈昭王，暂时居住于洛阳，待天下平定之后，再分配封地!
　　
　　虽然周军攻克了洛阳，但是周福庆心中非常清楚，如果要想维持在洛阳地区的统治，雄踞中原，进而占领天下，不进行一番改革是不行的！为此，他决定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周军以及新兴的大周朝廷快速成长起来！因为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推翻吴雨航那一个历史任务了！现在大周朝廷所要做的是一统天下的开国战争。时移事易，各方面所涌现出来的的问题都使得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经过朝堂之上诸位大臣的反复讨论后，周福庆觉得改革先在大周统治区内进行，待到日后统一天下之后，再推广到全国！为了积蓄更多的军力、财力和民力，这场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关乎到大周朝廷在统治区内的统治是否稳定，更直接影响到此后周军对外作战的能力和一切后勤保障！
　　
　　2月18日，周福庆正式颁布《定乾革新诏》，标志着改革正式开始。这场改革因为发生在建昌年间，所以又被称之为“建昌革新”！这场改革对于当时的大周朝廷乃至全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周福庆的规划，周朝政府在吴朝政府的很多制度上上做了改革与完善！在政治上，周福庆在吴朝官僚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中央内，他将吴朝的丞相拆分为左右丞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二相六部制！这样一来，丞相的职位就分给了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权责相当，相互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这就使得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在正常的行政工作中，六部归左右丞相统辖，左右丞相又受皇帝直接领导，因之形成金字塔状的结构严密的行政体系。由于周福庆亲眼目睹了吴朝末年丞相赵炎权倾朝野，因此他对丞相的使用一直心有余悸。正因由此前车之鉴，所以周福庆极大地削弱了丞相的权力。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丞相是要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的，但是周福庆却并没有这么设置！他反而在改革措施中直接强调：朝臣们的所有奏章一律上达皇帝，丞相无权过问。此举就在无形中缩小了丞相的参政权，使皇权大大加强！周福庆任命王道均为左丞相，杨京为右丞相，他们二人都没有吴雨航时期丞相赵炎那样大的权力，从而保持了中央政府内部的稳定。而对于六部，他们之间也权责明确，根本没有官员可以浑水摸鱼。周福庆在改革措施中明确指出，吏部负责选用考核官吏；户部管理户口、赋税；礼部掌管礼仪；兵部负责军政；刑部掌管刑法、诉讼；工部负责土木兴建！六部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吴朝一样，都称之为尚书。因为各个部门的长官要干什么事都被皇帝所划分好了，所以官员们也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敢去徇私、渎职，经过这样一番改革，中央政府内部的行政效率大大加强！地方内，周福庆规定每座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太守，最高军事长官为刺史，最高财政长官为枢密使，最高监察长官为司隶，四者相互分权、相互牵制、互不统属，彼此之间无法推卸责任，因而四者各司其职，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就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始终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财政上，周福庆在中央设财政巡检司，最高行政长官为巡检总司，巡检总司对皇帝和左右丞相负责。地方上的财政长官为枢密使，枢密使对太守、司隶和刺史负责。这样使得他们感觉到自己有所牵制，不敢恣意妄为，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
　　
　　在军事上，周福庆首创兵符等级制度。他把兵符分为四等，第一等为龙头兵符，皇帝专用，可以调动全国各地兵马。第二等为虎符，藩王专用，可以调动藩王身边的近卫军，近卫军的人数最多只有两千。第三等为豹符，大将军专用，可以调动本部兵马，可调动兵马不得超过一万。第四等为兔符，中央将军和地方刺史专用，可以调动辖区内的军队，限定上额五千兵马。经过这样的改革措施，天下兵马全部归属于皇帝一人，而其他人尽管可以调兵，但是他们所调遣的军队根本无法和中央抗衡，因此，地方起兵叛乱的可能性被缩小了，此举有利于中央集权，更便于日后即将开展的全国统一战争！不过由于当时全国尚未统一，所以这一制度实行的范围有限，并没有大规模推行！
　　
　　在监察上，周福庆在中央设立御史台，最高行政长官为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上设司隶，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由此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非常完备的监察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官员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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