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小A短评三国风云人物之“司徒”王允 (第1/2页)
司徒王允计连环，铲除董贼功最贤；
不赦西凉终身死，空谷渔樵作笑谈！
话说这一首打油诗正是小A我本人所作，说的是本家王司徒被杀身死的故事。
那司徒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山西王氏自古以来就是名门大族，在汉朝的时候也一直是官宦世家。王允少年时就立有大志，要建功立业，所以他勤于学文习武“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与他同郡的学者郭泰曾经评价他说道：“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也由此与王允结为至交。
王允十九岁的时候出任郡吏，他性格刚毅嫉恶如仇，当时晋阳地区有一个小黄门叫做赵津的，依靠宦官的后台横行霸道，为害乡里。王允在得到当时太原太守刘质默许的情况下，把他抓来当街杀了为民除害。这件事也成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起因之一。
后来宦官们向桓帝谮诉，皇帝震怒，将刘质处死，王允的仕途也因此而中断。王允感念刘质的知遇之恩亲自为刘质送葬发丧回平原。三年以后，王允复又出仕郡吏，却又看不惯时任太原太守的王球买卖官职的做法，当面指责王球贪赃枉法。王球大怒将王允收监，打算处死王允。幸亏当时的并州刺史邓盛，听说了王允的才气名节，命人飞马驰书来见王球，下令释放王允，并且征辟王允为别驾从事。
王允也因为这件事而出了名，得到了“三公并辟”的殊荣。最后王允以司徒高第的身份出任侍御史，正式开始进入朝廷权力中枢。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朝廷特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这里所说的“黄巾别帅”具体是谁史书没有记载，估计还应该是豫州地区的黄巾首领波才或者彭脱的藩属部队。王允第一次正式带兵打仗，表现极为出色，不但与皇甫嵩朱俊等一同受降了几十万的黄巾军，还意外得到了中常侍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贼首往来的书信。王允以此怀疑张让暗通黄巾军，当即向皇帝禀报要求彻查。汉灵帝大怒，斥责张让，却并没有治张让的罪，而王允自己却因为这件事埋下了祸根。第二年张让找了王允的一个事故，将王允治罪下狱。适逢大赦，王允复为刺史，可是不到十天的时间又以其他的罪名将王允逮捕。朝中许多大臣一面替他求情，一面又劝说王允不要太过固执不如韬光养晦先放弃跟宦官作对。王允的下属也来狱中规劝他放下面子名节向张让认错，以保全性命。可是固执的王允根本听不进去，下属无奈地对王允说道：“你这样固执下去，与其在监狱里受尽屈辱还不如喝一杯毒酒死了算了！”王允大怒说道：“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朝臣们拿王允没有办法，又不忍看着他被迫害，就继续向灵帝求情。以大将军何进、大尉袁隗、司徒杨赐为首的朝臣们共同上疏请求赦免王允，并且以“孝文纳冯唐之说”和“晋悼宥魏绛之罪”的典故来恳请灵帝，这才终于保住了王允的性命。当年冬天皇帝下令大赦天下，却唯独没有赦免王允。大臣们又再次向汉灵帝求情，才终于在第二年初释放了王允。
得脱牢狱的王允，预感到张让等人并不会善罢甘休，在众人的劝说下变易名姓逃离了京城，躲藏在河内、陈留之间。
这一段时期的王允，其性格不但固执，而且刚正不阿；虽然不苟言笑，却有一身的正气。这些虽然成就了他的名节，却也造成了他身陷囹圄几近丧命的凄惨境遇。也可能正是这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让他成熟了起来，在之后的仕途中变得城府极深。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王允以为汉灵帝奔丧的名义返回京师，而实际上却是受到当时掌权的大将军何进的征召一起密谋诛除宦官。何进召王允为从事中郎，后转河南尹。可是没有多久，何进谋事不密被杀，却引来了西北大鳄董卓进京。面对杀人如麻的军阀董卓，这一次王允没有选择针锋相对，而是选择了隐忍不发等待时机。王允的这种隐忍和屈意迎附终于换来了董卓对他推心置腹一般的信任。在当时，董卓对王允的信任可以堪比蔡邕，有些方面还要甚于蔡邕。董卓废帝另立以后，封王允为太仆，又迁守尚书令，后来又代替杨彪兼任司徒。迁都长安以后，又查录入关之功封王允为食邑五千户的温候。当时董卓为了盗掘皇陵暂时留在了洛阳，他委托了王允代为处理长安朝中的大小事物，就算是后来董卓住在郿坞的时候，长安城中大小事件都要向王允禀告。
于是王允顺理成章的等来了除掉董卓的好机会。董卓因为一个婢女而得罪了自己非常信任的“保镖”吕布，进而又失掉李肃的忠心。于是小说中未央宫受禅台上一场政变在王允的蓄意安排下正式发生了：
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立于殿门，惊问肃曰：“持剑是何意？”肃不应，推车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贼至此，武士何在？”两旁转出百余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坠车，大呼曰：“吾儿奉先何在？”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有诏讨贼！”一鼓直刺咽喉，李肃早割头在手。吕布左手持戟，右手怀中取诏，大呼曰：“奉诏讨贼臣董卓，其余不问！”将吏皆呼万岁。
这一刻的王允志得而意满，也的确达到了他个人人生中的权利巅峰。据《资治通鉴》记载，董卓死后，汉献帝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两人共秉朝政。
然而这个时候的王允却做出了两件错误的事情
首先，他独占其功，居功自傲。王允本就生性刚烈，嫉恶如仇。董卓即死，他就认为没有什么大难了，于是在对待群臣的时候，从来都是“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于是下属都不太拥护他。而且他不但将除掉董卓的功劳据为己有，排挤尚书杨瓒、仆射士孙瑞等，就连立有大功的吕布都甚为轻视，以剑客视之。这使得王允失却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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