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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节
　　
　　“噢……”郑一凡似乎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自解放就这样吗？”
　　
　　“不是，过去有矛盾，但没这种忌讳，老人们也不管，但说来也怪，两村几乎没有一对亲家，唯一的就是我家。我妈就是上田峪的，要不两边闹的那么厉害，谁也当不成村干部，就我爸一个人干呢——关键是因为我爸上下田峪两边儿都沾亲，关系都一样，而且我爸老好人一个，是谁也不偏不向。”郑一凡苦笑了一下，这种结果真是想象不到。
　　
　　田肖红接着介绍道：“解放前我们下田峪富，虽没有地主老财，但富农、上中农有几个，所以解放后成分就定的高一些，当时好象要分浮财，上田峪沾了光，分的地就多，后来两个村要分成两个生产队，还是按当初的地片儿分的家，所以形成了上田峪人少地多，下田峪人多地少的局面，好在我们下田峪的地离河近，是水浇地，收成总起来不相上下。当时有个老贫农是上田峪的，他叫田柏龙，是咱们乡第一个共产党员，他从解放一直到去世都当着支书，那时侯他威信高，老百姓都听他的，可以说是和睦相处，后来他死了，又赶上*，村里也搞起了阶级斗争，就乱了，我们下田峪人多，但成分高，肯定是挨批的对象，县里的造反派也支持上田峪，所以我们始终处于下风，*结束了，又赶上分田到户，荒山承包，这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同村不同地，但当时都很穷，多出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可这几年荒山承包慢慢见到了效益，人家上田峪地势好，山上种的果树收成也好，挣的钱也多，我们下田峪有人就眼红了，非要搞整体重新承包。当时的村支书是我们下田峪的田秉昆，他自然向着本村里的人，可村长是上田峪的老六叔，也就是田柏龙的儿子，他坚决反对，说承包政策是二十年不变，我们当干部的要说话算话，不能违背中央有关政策。结果事就闹大了，最后几乎闹的不可开交，把老六叔气的生病住了院，他儿子田定东不干了，带人告到乡里，乡里自然得按政策来，就明令禁止再分包。田定东后来竞选当了支书，他很能干，带着全村共同致富，慢慢村里好起来，可田秉昆兄弟几个不服，找借口说田定东帐目不清，吃拿卡要，结果又把他告倒了。田秉昆官复原职，放出话来，要打乱界限，从新发包荒山，这一来人们心乱了，可当时的县委许书记好象很坚持真理，不同意再发包，这事也就撂下了，后来村里人为当官你挣我夺，你告我也告，支书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人们的心散了，怕有朝一日再分包，谁也不肯再朝山上投入精力和资金，这样肯定好不了，村里也就穷了。后来许书记调走了，乡里领导开始支持田秉昆他们，也就是昨天晚上喝酒的那个院子。但老六叔病好了又开始跟他们闹，最后谁也没当成支书，临时让我爸代理。可我爸老好人，两边不得罪，想干事又没人支持，村里的事其实还是田秉昆他们说了算。田定东一气之下去市里打工去了，慢慢也挣了钱，别人看着眼红，年轻的就都跟着出去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结果地也没人种了，山也没人管了，树也没人栽了，恶性循环，村里穷的叮当响……”